这就意味着，地上的公共设施投入更多，扩大一圈投资可能增加了几倍。在纽约和香港等发达城市都是将人口集中起来，让城市周边小的城镇变成一座城市，非常紧凑，这就是城市效率的体现。成都的城市化进程经过了一段“摊大饼”式的发展后，提出了四大新城功能分区的拓展区域，最值得关注的是因地制宜，结合城市的地缘特色和各种资源优势。

　　赵云伟：成都是中国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承担着西南地区交通枢纽、科研基地、工业基地、金融商贸中心、旅游中心、历史文化中心等多方面的重要城市职能。当前四大新城的规划和建设是成都市政府落实城市总体规划战略部署的重要措施，从国家战略层面，无论从宏观政策到城市规划，成都的发展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从空间形态上看，成都的中心放射状城市格局面临“摊大饼”的困局与危险。四大新城的规划和建设可以有效地疏解中心城区的压力，适当地将相关产业和部分人口从中心城疏散到新城，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中心城区的问题。

　　四座新城

　　更快去掉“郊区化”

　　记者：四大新城的打造与“全域成都”总体规划目标有何关联？

　　岳颂东：我曾经来过成都，对成都印象最深的是成都规划打造的荷塘月色、幸福梅林等闻名全国的“五朵金花”，这是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缩影。

　　城市发展就像螃蟹一样，要经过多次的脱壳才能长大；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也是不断“脱壳”的过程，以城市发展需求作为规划导向，要把城市未来发展的预见性和城市过去的历史继承性结合起来。按照不同的地缘进行功能分区，提出了四大新城功能分区的拓展区域，以此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承接经济、人口转移的重要载体。东西南北中功能区分各有侧重，是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

　　李文捷：近年来成都市政府连续提出了几轮城市发展的战略，从总体规划、走廊规划到全域成都，有机疏散、集约发展和统筹协调一直是每一个发展阶段不变的主线。当前成都即将全面启动的四大新城建设，实质上就是新城的定义与开发区、工业区、卫星城在功能上有着明显的不同，随着郊区化、中心城市的居住、商业、产业功能逐步外溢，也就形成了第一代、二代卫星城，最后形成了“综合功能的新城”。

　　在这个框架下，成都四大新城建设无疑会重新布局成都的产业结构以及居住结构。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与居住结构重组的背景下，城乡结构（包括产业、居住等功能）也会重新排部。如果说“全域成都”是成都市向“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加速迈进的一步重要举措，那么四大新城则充分体现了“以城带乡、以城促乡、城乡共荣、全域和谐”的思想。

　　地产机遇

　　住宅、商业等物业商机无限

　　记者：四大新城的规划，对第二、三圈层房地产开发会产生哪些影响？

　　赵云伟：客观地讲，四大新城的建设标志着成都的发展已经跳出了就中心城区谈房地产的时代，为成都第二、第三圈层的房地产开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国家颁布的新的“城乡规划法”和“城乡统筹试验区”都是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层面对全面协调城市中心区、城市新区、乡镇建设区等的共同发展，四大新城的建设则是成都迈向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步骤，随着城市各方面政策的完善和公共设施的配套，新城建设将成为城市新区的重点开发地区。

　　成都第二、第三圈层的房地产不仅仅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住宅房地产会有很好的前景，同时以就业为主体的各类园区地产和商业地产也将是成都新城房地产的主要类型。根据新城的不同发展定位选择不同的物业开发类别，将是新城开发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同时也蕴藏了大量的商机。

　　李文捷：规划的目的就是要去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居住作为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自然是重中之重。就房地产发展而言，从规划角度存在着几个关键因素，即土地、交通、市政设施、公共配套。成都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全域发展”面临着诸如土地资源利用分散、交通瓶颈的制约、市政配套跟不上等现实问题，而这些因素对房地产产业来说是制约性的。成都的房地产发展正通过温江、双流、郫县等地区向三圈层推进，相关疑难杂症正好可以通过四大新城的科学规划来加以引导和协调解决，有效将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形成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这将有效支撑成都中心城区房地产向二、三圈层的稳步推进，快速促进新城的繁荣。